萌芽经典 | 少女战斗论,作者:陈又津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11-26 15:28:39

编者按:

陈又津新作《我们云端见》登陆四月号《萌芽》,一同来回顾下她的往期经典。



作者 陈又津


杀价


我的母亲,是一个属于现实的人。

如果要说她有什么梦想,那就是给我们家后面的荒地砌上一圈水泥拿来种花、买一台新的冰箱、找一个工时不太长的工作、明天洗床单的时候不要下雨……其中大部分的梦想都有个价目可以参考。

在菜市场的时候,她会一颗一颗地挑水果,确保它们都是最新鲜的状态,但也不能买太多,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东西,买多了放在家里也只是烂掉。饭桌上的菜色也依我的喜好决定,我不吃苦瓜、青椒,不是剥好的虾子不吃。如果以为小孩子没得吃就会吃了,那便要令父母扼腕,我是个有本事光吃白饭的孩子。最坏的例子是,我跟朋友去吃意大利面,不想吐骨头也不想嚼牛肉,于是点了海鲜,送上来的是红通通的大虾子,我吃了几口面,当即把剩下的面拿来掩盖虾子。

在家里,母亲不会让剩菜三口两口地摆在那里,她说吃菜又不会饱,直接整盘端到面前,连续吃掉两三盘,就这样清空了餐桌。


小孩不吃菜、不吃饭还算是小事,不吃药曾经让我的母亲伤透了脑筋,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吃的药都特别难吃,想想那些沼泽色的糖浆,为什么不把全世界的药丸都做成胶囊就好呢。我就在思考着量匙究竟要多久洗一次的疑惑中,糊里胡涂地把糖浆灌下去了。

在我母亲眼里,台湾人都不会杀价。

当她说“台湾人”这个词,以下接的通常都是负面的评价。

无论是买菜、买衣服、买饲料、买日常生活用品,凡是被标上数字的东西她都会问能不能算便宜一点。从我懂事开始,我们每年两季都会到万华买童装,我们从下午走到天黑,不时还要折返回去买同款式但比较便宜的那件。我在旁边看母亲杀价,搞不懂为什么老板会相信她说在别的地方看过,她朋友买没这么贵的鬼话。两千多块的套装,被杀到一千多块,等下还可以再买一件。

杀价,就是聪明。不杀,是自己笨。

不能够对不起自己,不可以白白被人家欺负。这就是母亲的处世哲学。

她说她们家三姐妹,都不是好欺负的角色。


念小学的时候,母亲的同学常常取笑她,于是她故意将钢笔一甩,那人便满身墨水跑回家哭。小阿姨有个同学常在学校打她,她回家把木头铅笔削尖了,等他攻击的时候反击回去。这是以弱胜强,以女胜男的兵法。

这故事给我的教训就是,笔很好用。

小学二三年级,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一直抖脚,偏偏还踩我的椅脚,我叫他别踩他还踩,跟老师报告也没用。于是我拿着白金牌的自动铅笔,时代在进步,武器也是,我一个转身,他闪过了,以为我是开玩笑的,但试了几次之后,他总算被我戳中,但自动铅笔的杀伤力并不强,他只能闷不吭声。

高中抽位子的时候,一个向来作威作福的女生,我身边的朋友全吃过她的亏,但因为她们受过良好的教养,不会正面跟她冲突,反正不过是桌子中间的空间被占据、桌面上的东西堆过来,去福利社的时候被迫得帮她买些什么。总之,她不是我欣赏的类型,但我也不能硬是强出头,但大家都知道,我不会让她顺心如意,要做什么自己去做!我很期待一个礼拜后的新座位,和平的六年女校生活,应该会增加些许青春的色彩吧,虽然对方是仪队,要说完全不担心是骗人的,我也没有全胜的把握。结果我听说她私下跟人换位置了。咦,我觉得我向来与人为善啊。而且我已经长大了,不是会用自动铅笔戳人的小学女生,我手上拿来写稿的是派克钢笔。


会开始写作也是因为母亲的关系。

小学一年级,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的父亲。我想现代应该不会再出这么烦人的题目吧,随着社会逐渐增加的离婚率,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就不错了,还要求什么感想。不用说,因为父亲工作忙碌的关系,我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更不奢望能写成一篇作文了。

我拿着作文簿回家问妈妈该怎么办,我那一切从现实出发的母亲,认得的字并不比刚上小学的我还多,她头也不抬继续做手工,说:“你就看看人家怎么写吧。”

那时我才知道现实是可以虚构的。


嘎哩慢单


“那时候我们在嘎哩慢单,听说有一个老人很有钱,他穿得很破烂,手里提着一只麻袋,里面装的全是钱。有一天,他问那个印度尼西亚人那些东西多少钱,印度尼西亚人觉得他根本买不起,故意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结果老人从布袋拿出钱来,那些东西全被买走了,印度尼西亚人后悔得不得了。”

听我妈说故事,总觉得那些都是古代的传说,像她说祖父割橡胶、自己逃难的时候,都像是在说好久好久以前的人。等我长到自己能去图书馆借书的年龄,才知道嘎哩慢单就是加里曼丹,古称婆罗洲,那在小说中根本就是瑰丽不可思议,保存物种的最后之地。那里有食人花、长达丈余的鳄鱼、斑斓的五色鸟……可是我没问母亲那些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已经超过那个听故事的年岁了。

“嘎哩慢单,那里是热带地方,出很多橡胶,我们说是树脂。天还没亮就要去山上割橡胶,等天气热了就来不及了,树脂会硬掉流不出来。你要先在上面划一刀,放桶子接,等天亮就可以拿去卖,价钱很好。”


可是割橡胶的都不长命,往往做个几年就病死了。母亲的叔叔就是这样,所以当地华人不太喜欢做这种工作,多半是土人在做的。

母亲一家,卖豆腐维生。

清晨要推磨,我脑里浮现的是古代剧的场景,豆渣拿来做豆腐和豆干。母亲从小就要特别早起,挑豆干去市场里卖,再去学校上课。中文的基础也是在那边打下的。

为了方便叫卖和行动,母亲十岁之前做男装打扮,她讲的时候有点骄傲,但她又说同学都叫她“半公马”,想来也不是什么好听的称呼吧。

在印度尼西亚生活的华人多半操客语,这点可以由我妈打越洋电话跟她的姐妹聊天时可以证明,少数从商像我姨丈这样的人会讲普通话,但和印度尼西亚人沟通时则用印度尼西亚语。不过我表弟似乎不太会客语,普通话也只有小学时请过一阵子家教,所以我跟他都是用英语沟通。


在乡下的时候,母亲家里种木瓜树、芒果树,每次去水井挑水的时候,都很害怕树里会跑出什么来。她们家靠海所以常常有鱼吃,饲养鸡鸭鹅猪贴补家用,还有一只黑狗。据说那只黑狗极通人性,遇到不认识的人会狂吠,有次家里的厨房来了小偷,就是因为它守着家里才没有被偷。它会巡视整个家园,一直到木板桥那边,全家人都很疼它爱它,可是不知道是谁下毒,把它毒死了。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即使过了几十年,母亲的声音还是有些哽咽。

关于一家六口如何逃到雅加达,是搭船还是乘车,母亲并不曾细说。最后,他们寄住在一户远房亲戚的门下。那位先生经营金店,是有名的大善人,若有人没钱可以下葬,跟他说他会捐一副棺材。也因为乐善好施的缘故,他们家去马来西亚签马票的时候都会中彩。寄人篱下有多少辛酸,母亲只字未提,只说这家人待她很好。有次婶婶要拿钱给她,她不敢收,后来她去上学打开课本的时候,发现里面夹了一大沓钱。几十年后,开金店的这一家子并未开枝散叶,户主死后,门庭竟很快地破败下来。


到了城市之后,母亲这个十几岁小女孩的眼界大开,因为他们就住在戏院旁边。母亲会批些零食去戏院兜售,跟她在乡下做的事情一样,可是她每天都可以看免费的电影,这是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地方。卖不完的零食白天就拿到学校去卖,虽然老师曾经三令五申禁止,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孩子的嘴馋无药可救。

即使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时的女孩子还是不被鼓励念书,母亲后来还是没有完成学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让母亲选择了中学毕业的父亲作为结婚对象。

她的青春过得很灿烂,恋爱、电影、和朋友搭船在印度尼西亚几千个小岛玩。在成衣厂做女工赚来的钱,全花在吃的喝的上,另外三分之一她默默地存起来。那时候流行二秦二林,秦祥林秦汉林青霞林凤娇,她听他们的录影带,看他们的电影。母亲也喜欢武侠片,成龙元彪洪金宝尊龙她可以说出一连串名单出来,那时候《蛇形刁手》初上映,成龙还是个年轻的武打小子。


母亲曾经年轻,我想她就跟其他人的母亲一样曾经年轻,可是我觉得她似乎老得比别人还快。因为她用一种古老的方式拔牙,当我的乳牙开始摇晃,她教我用缝衣线把牙齿绑起来,打一个死结,不停地拉扯摇晃,直到牙齿掉落下来。我一直在数还剩下几颗牙齿,就能脱离这段换牙的时期,可是最后一颗牙怎么都拉不下来,我们决定求助牙医,医生伯伯叫我张开嘴巴,然后拿钳子一夹,牙齿应声而落,甚至比母亲替我绑缝衣线的时间还短,而且不痛。医生伯伯称赞我很勇敢,还送我红色的气球。

从那天起,我相信医生比相信母亲还要多一点。


失业


新庄捷运开挖之后,餐厅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有时客人来不到五个,最后就收起来了。她在这个餐厅做了十年,这十年之间,时薪制取代了古典的雇佣制度,她想回去自助餐做老太太,但她的口音成了一大阻碍,而且餐厅的碗又重又多,常常可以看到等着当兵的役男也在做这份工作。更重要的是,这十年之间,她老了,膝关节退化偏头痛时不时发作,自然不会是雇主喜欢的员工。

那时我人在外地工作,回到家里,看到她提了几袋零件回家。那不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大麻布袋,也不用推车运送,那只是两手购物袋就可以提起的量。有的是替布徽章剪线头、有的是纸莲花,她说这个月赚了两三千块,可是这两三千块几乎用尽了她所有的时间。但我想也好,因为她也到了阿兹海默症早发的年纪。

母亲上了年纪以后,才发现我不会做家事。她抱怨我什么都不做,要不就是什么东西都只做一半,拖地也拖不干净。我的确是不会做,这里面包含了能力跟意愿,因为我的时间从小就被交代要读书,能刷干净马桶固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但那只有面对论文的压力才会想到去做。


而且母亲坚持手洗所有衣服后,才拿到洗衣机清洗,那使得洗衣服这项工作要耗费整个早上的时间,几乎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状态。她上完厕所也不冲水,马桶里就积着一摊黄黄的尿渍,可能是为了省水,想累积好几次再冲。她的头发越剪越短,从我记忆中的及肩卷发到现在服贴的男生头。肚子越来越大,奇怪她明明吃得很少。她在家里甚至不穿裤子,据说是因为阴部长痘子,那是家族都有的病,痘子好发在其他部位,她哥哥会长在背上。可是我看她没事会搔抓胯下,总怀疑是长了虱子。几次要带她去看妇产科,可终究没能成行。

小学五年级,我长了生平第一颗痘子。

那长在鼻翼左侧,半年后母亲才说应该是颗痘子,我一直以为是脸上有个微微的凸起,但不影响外观,也不痛,就没注意过它。母亲这么一说,我才觉得有可能喔,她用指甲去挤它,挤出了一块米粒大小的物体,也像米那么硬。我从此总疑心身体别处会不会也有脓包,摸到不正常的凸起,非要挤挤弄弄不可。腋下就有一个这样的凹洞,我得固定清除那缝隙间的脓水,有时连毛囊都给挤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毛囊内生。

这种事不说别人也不知道,可是就是自己心里在意得很。


学业


每天在家里也不是办法,母亲找不到工作吧,遭殃的还是我。太极、舞蹈之类她都说自己学不会,总是站在公园角落远远地看。她也不是不努力,但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努力。终于我想到了一招,外籍新娘识字班,其实大部分的字她都能看懂,但去补校认识一些跟她同样离乡背井的女孩子也好。

她抱怨数学课根本就听不懂,但公民老师很好笑,国文老师跟他们说仙人掌可以抗辐射柠檬可除臭,体育课大家跑去唱卡拉ok,月考的时候大家抄一抄就了事。她的同学大多是越南和大陆的女孩子,为了一张身份证来上课,年纪都比我母亲年轻,甚至跟我差不多。有的才二十多岁,就生了两三个孩子。也有只会讲闽南语的老太太,和曾经辍学沉迷打电动的十八岁少年。

那真是奇异的少女之地。女孩子们吱吱喳喳,小孩成年离家丈夫公婆死去,身上的责任解决了一大半,她们重新读书跳舞学才艺,追回她们年轻时代被剥夺的青春,所以她们大声说话,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遗余力,就像是一心一意只想伸张正义的少女。母亲跟我说谁谁很讨厌只知道占人便宜,班长收了班费但故意不退钱给中途辍学的越南人,无凭无据却诬赖她朋友讨客兄……


她开始旅行,早上七点在税捐处集合搭很久的游览车那种。她买了很多特产回来,虽然都吃不完。她说山上多么漂亮,可惜别人都上不去,只有她跟几个人走到最后一阶。也许母亲比别人早一点重新启动了她的青春,也幸好她的膝盖尚且堪用,但我还是帮她买了护膝和登山杖。

结果我出去玩的时候,她忘了带钥匙被锁在门外。

她没有马上打电话给我,而是找了两名锁匠,两个人都跟她说这门开不了,因为是日本制的防盗锁,除非破坏铁门或铁窗,但我们家的铁门太厚,可能要在墙上开洞。母亲本来想自己在外面投宿,等我回家,可是想到猫咪还在家里,她说:“我睡外面没关系,可是瞇咕没有饭吃,死掉了怎么办!你会哭喔。”

我忍住不笑出来。如果她生物课有好好上,应该会知道猫没吃饭也可以撑个几天。这时候母亲应该是被困在外面憋尿得难受,又因平常不擅长跟附近的人打交道,不知道离家最近的厕所在哪。这种时候,她竟然还有心思来担心猫咪。


这只猫是我在永和的邮局捡回来的。之前母亲很讨厌动物,觉得麻烦,每次我要征求她的同意,不管那只猫的照片性情有多可爱都宣告失败。于是我决定先斩后奏,把这只向我咪咪叫的猫带回家去,大不了就养在我的房间,一辈子不要出来客厅就好。瞇咕一连躲在我的床下七天,不出来也不叫,我妈怀疑我真的有带猫吗?于是向床底下的瞇咕行叩拜大礼,才看到两颗眼睛在角落发光。捡回家之后,我们才发现猫毛真的很多,但母亲已经喜欢上猫了。瞇咕也减少了我被念的几率,因为猫毛比我的头发多,相较之下我掉的头发不算什么。

母亲打电话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火车或客运的班次。隔天我起个大早,提早结束旅行乘车回家,我打开大门,钥匙一转就开了,瞇咕慢慢地从房间走出来,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倒是母亲手机没带,也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

我把门开着,好让她看见我回来了。拿把椅子往门口一放,仔细端详这把门锁,果真和铁门接成一气,还有一道三角形的暗锁,让人即使摸索出钥匙孔的结构复制出一把钥匙,也没办法打开这门。而且这门共有五道锁,还有两道没有发挥效用,这道十年前装的铁门竟然至今无人能够破解。


母亲骑着脚踏车回来,她要机车行替她剪断铁链,本来工人不肯,怕那不是她自己的车,但他想必还年轻拗不过老太太的要求。前晚,母亲睡在父亲从前住的赡养院里,那边有折迭式的行军床,也有长长的沙发。老板平常都在计算机前打麻将,老板娘阿莲跟我母亲成了朋友,即使在父亲过世之后,母亲还是跟他们保持联系,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送些过去。

有一年冬天,我的补习费没有着落,因为户头没钱,定存还要两个月才到期,可是明天晚上补习班就要开始缴费报名,越晚报名的就坐越差的座位。母亲决定去跟赡养院借钱,我拿着这一万多块和单字本,穿着厚厚的外套去和平东路上排队,我到的时候,队伍已经到街角转了一个弯。我边背单字边等,旁边有些是代子出征的爸爸妈妈,有些是一群学生边排边聊天,也有些人跟我一样是自己排自己的。我一个人去考试,那时看到父母随侍在旁扇风递茶的考生,暗自觉得他们考得一定没有我好。我小学就会爬上梯子换灯泡灯管,在父亲中风之后,填写财产赠与的一系列表格。虽然母亲偶尔会怨家里没有一个男人,但我应该已经比一般的男生强了,只是不会开锁而已。


后来,我打电话去问当年帮我们做铁门的师傅,他说他们也无法可开。可是藏在花盆或踩脚垫下人人都会看到,就失去了装门的用意。他们自己的作法是放一副钥匙在婆婆家,经济简单不用任何技术。我们不是没想过这个方法,但就是在台湾没有信得过的人啊。终究,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家族和故友。


过活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很有活力,该说是比从前更忙碌了。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念经超渡选塔位骨灰坛材质还有布幔的颜色。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佛教道教不太一样,基督教干净明亮没有太多咿咿喔喔,可是父亲没说过他信什么教,我们只好替他勉强选了一项。

母亲的两个妹妹来台湾参加父亲的告别式,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还包了一个司机导游到花莲去玩,大家去太鲁阁七星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三个老太太坐在海边,我这才发现母亲的头发白了,小时候她都会叫我去阳台帮忙拔白发,而我得在手指沾点爽身粉,才有办法捉住那根头发连根拔起。小时候当我被称赞头发黑溜溜的时候,母亲总会说这是她们的家族遗传,看她父亲就知道到了七十岁还不用染发。长大以后,我染过金的、红的、咖啡的,朋友都说皮肤变白,人也变得精神,黑发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了。也因为学业工作的关系,我不知道有多久没帮母亲拔白头发了。有时会在梳妆台的小镜子上,看到堆成一丛的白发,感觉有些肮脏,跟她说这样子要用镜子很不方便,那天以后,她就改用纸盒来装这些褪色和被误拔的头发了。


两个阿姨离去以前,小阿姨拿了一沓美金给我母亲,聊表心意。大阿姨则是给我一条不长不短式样有些老气的项链,母亲后来跟我说,别看它这么一点,如果要逃难,白金可以卖黄金的两倍价钱。戴出去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它是白金,我妈问我想戴着吗,可是我担心项上人头会因此不见,还是算了吧。

母亲虽然小学没能毕业,但年轻的时候支持两个妹妹念完高中,甚至为了此事和哥哥吵翻。想来她大概是用一样的心情,在父亲的反对之下,替我付私立女中的学费。那时小妹的身体不好,甚至得了肝病,看什么医生都没有效果。母亲到处求神问卜,终于有个神明给她一个地址。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带小妹去看病,看没几次病就好了。那时小阿姨如果没有这个姐姐照顾她,也许命就没了,后来也不会嫁到这么好的老公。现在她自己做化学材料贸易,拿给我们的钱不过是她一个月就能赚到的佣金。这个故事有些传奇的意味,但大喇喇地送钱的确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我妈常说送什么都麻烦,送钱最好。

过往这段时间,母亲一个人撑起这个家,父亲在中风以前就常常因病住院,所以她擅长住院前的打包,赡养院一个月就要两万块,要去了她薪水的一大半,还有我念书的学费要付。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存款。


父亲过世一年之后,我们开始装修房子。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余力,也不知道赡养院的钱要付到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可以丢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结果发现我们需要的其实很少。虽然这个小区一直有都市更新的风声,但这件事我从小听到大,不觉得建商能信,现在的三重也不会淹水,我们没有必要永远屈就那些歪斜的家具。就算真的要重建,能住个两年就算回本,五年以上算是赚到。结果是我们赚到。

我们铺最好的磁砖,选自己喜欢的墙壁颜色,虽然不能弄成牙医诊所那种风格,但跟之前老旧的公寓比起来,我们已经觉得好很多了。

虽然我家还没有沙发,也没有微波炉,每年夏天都在考虑要不要买冷气,可是要买的时候又已经入秋了。我们清楚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后面的停车场起了高楼,把阳光都遮住了。不打紧,只要在墙上打个窗户就可以解决。每个梦想上面都贴了一个价格卷标。


最近母亲学着上网查美金汇率和黄金价格,这是她唯一的理财方式,毕竟她三十年前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来到台湾。她计算着劳保新制和旧制有什么差别,跟我说几岁的时候可以拿到多少,还取笑隔壁邻居不知道要提高保额,要拿钱的时候才发现这辈子老板替他保的都是最低薪资。事实上我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算法,但母亲每几年就提高一次,尽管她每个月薪水根本没那么多。等我二十岁成了母亲的保人,觉得成年真好,终于不用低声下气找些乱七八糟的人帮忙。

母亲最后的研究结果是说新制好,不但每个月能拿的钱多一点点,万一她没办法活到那个岁数,我还可以拿到她剩下的余额。

这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少女战斗论。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5年十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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